吴敬琏和吴晓莲

    “吴敬琏是怎样成为吴敬琏的？”昨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长女吴晓莲(blog)带着《我和爸爸吴敬琏》(当代中国出版社)与读者见面。她刚从美国回到北京，本报记者赶在吴晓莲离美登机前完成了这次采访。
    
    吴敬琏是怎样成为吴敬琏的？
    
    记者：您是如何萌发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的？出版社的约稿，自己一直以来的心愿，或者是父亲的心愿？
    
    吴晓莲：十一二年前我爸爸希望把他的思想和工作整理一下写成一本书，当时我曾经想过要帮助他，于是就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后来没有进行下去，我想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我对经济学不通，觉得它很枯燥；二是我在美国有自己的事，不能在爸爸身边整理他的写作之类，所以我当时就得出结论——写吴敬琏在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方面的事，我不是适合的人选。后来有人建议我写“家人看吴敬琏”这一角度的书，比如生活趣事之类，我也一直提不起热情。
    
    那么我是怎么终于来了灵感的呢？那是当我爷爷奶奶陈铭德邓季惺的传(蒋丽萍林伟平著)和吴敬琏传(刘红著)出版很多年之后，在我终于开始读那两本书的时候，我脑子里情不自禁地把自己与我的奶奶和爸爸做比较，比如：奶奶做母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而我又是什么样的；或者，爸爸快七岁的时候抗战爆发了，而我七岁的时候我的父母被放到干校去了；爸爸四十岁时开始自学英语，而我四十岁的时候又能学一些什么新的知识呢？等等等等。这个比较，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因为我是一个心理学工作者，我所感兴趣的是，一个个体的成长过程中的内在和外在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以，我就很想系统地来看一看，吴敬琏是怎样成为吴敬琏的？而吴晓莲又是怎样成为吴晓莲的？在每一个成长阶段上，内在外在的影响又有哪些？当然，更有趣的是，在我的几个年龄段上，吴敬琏本人就是我的外在因素的一部分，而他的基因又永远是我的内在因素的一部分。
    
    爸爸不对我的观点指手画脚
    
    记：写自己的父辈，有压力吗？
    
    吴：完全没有。不觉得有压力，也没有担心过。我觉得我看我爸爸和看我其他家人的视点就是我的独立的视点，好像近不近并不是一个问题。
    
    记：您的全书设计成两代人成长交叉对照，仿佛是给三代知识分子写史；看您和父亲对话的段落，有不同时代人的思想碰撞。您的书稿，不知道父亲是如何评价的呢？
    
    吴：他只看过书稿的一部分。如果完全依我的个性，我是根本不想在出书之前把书稿给他看的。但是人们劝我还是要尊重父母的意见，我才同意给他们看一部分——写我爸爸的那些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在我将书稿传给我父母之前，我用中、英两文给他们写了一个电子邮件，请他们如果要发表评论的话，只可以就事实发表评论，不能对我的“个人观点”的部分指手画脚。我在电子邮件里写道：请你们对我说：“写得不错，我们为你的努力而骄傲！”就行了。
    
    我爸爸这个人对思维逻辑和文字表达是很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这个他的学生和助手们都知道。但是说到对我这本书里对我家三代人和三个时代的比较，我想他是没有异议的。大概因为这毕竟属于“我的观点”的范围内。再说，我奶奶和我爸爸都是个性鲜明的人，而我，和他们相近和相异的地方也是蛮明显的。
    
    不过我是不指望我爸爸真的说“写得不错，我们为你的努力而骄傲！”的，他是属于说“再接再厉！”那一类的父亲。
    
    和爸爸不同，我对中国股市不熟悉
    
    记：您的父亲是一个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关注，也有不同评价，您在书中对这些年父亲在风口浪尖上的一些话题所涉不多，是如何考虑的呢？
    
    吴：我对爸爸在“风口浪尖”的话题所涉不多，主要是因为我本人离“风口浪尖”所处甚远。
    
    记：冒昧问一个私人问题，您炒股吗？这段时间中国股市上涨凶猛，不知道您是否和父亲交流过这方面的问题。

    吴：说老实话，我对中国的股市不熟悉。最近听我妹妹说洪晃描写国内出来旅游的人彻夜在电话上炒股(我妹妹是洪晃迷)，才知道有这么回事，而她说的洪晃的那篇文章我也没有亲自看过。昨天我在洛杉矶的朋友听说我马上要回国，在电话里劝我到国内一定买一些基金，说她自己赚了很多。我想：哎，反正也晚了，还是算了吧。
    
    吴敬琏：我们要改变知识分子的命运
    
    《我和爸爸吴敬琏》采用对比的方式，描述了吴家第二代吴敬琏和第三代吴晓莲在生活经历和思想上的不同。同样是二十来岁，吴敬琏“反右”中戴帽，吴晓莲则在美国留学。同样是人到中年，吴敬琏“文革”中念语录救夫人、干校苦乐、与顾准交往，吴晓莲则当了母亲，开始学瑜伽和心理学。
    
    书中吴敬琏对女儿谈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说：“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做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在和女儿对话中，吴晓莲说：“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可悲的地位，无论他们的思想多么透彻，看法多么正确，但在权力面前他们只能依赖侥幸。用到他们的时候还赐他们做些事情，不用他们的时候，挨整、挨阉、挨杀都有可能。”吴敬琏说：“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吴敬琏与父母、姐姐

    吴敬琏母亲是个奇女子
    
    《我和爸爸吴敬琏》首次揭示影响吴敬琏一生的母亲邓季惺的传奇经历。
    
    吴敬琏的父母(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1929年创立并经营《新民报》(现上海《新民晚报》前身)，最辉煌的时候，《新民报》先后在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五地同时出版日报或晚报八刊。
    
    1925年底，邓季惺与吴竹似步入了婚姻殿堂。1926年，吴竹似受聘《大中华日报》编辑，一家人回到重庆。这期间，吴竹似结识了陈铭德并与之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共同创建《新民报》。1930年1月，吴竹似和邓季惺的儿子敬琏出生了。可是很快，吴竹似就得了肺结核。于是吴竹似和邓季惺北上求医。在照顾吴竹似的同时，邓季惺插班上了北平朝阳大学，学习法律。吴竹似病逝后，邓季惺带着3个幼儿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后与陈铭德结婚并成为《新民报》的主要负责人。